斯坦福监狱实验
在1973年，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想要了解是性格还是监狱本身造成了狱警的残暴行径。所以他就在斯坦福大楼地下室开始了模拟监狱。菲利普·津巴多教授还给他们分配了各自的角色。在开始这个实验之前，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是给这个实验预留了两个星期的观察时间的。但是这个实验不得不提前六天就结束了。因为他发现每个人都可以很快的适应自己被分配到的实验角色，并且囚犯们陷入了典型的犯人行为，而狱警们也开始会提出越来越严厉的惩罚。
在特定情形下，一些本性纯良的普通人和社会团体的人格、思维和行为方式会因为外界的影响突然堕落，人性中的“恶会被释放出来，出现集体做出违反道德的行为，甚至出现反人类的罪行
人很多容易受到情镜，团体的影响，而丧失理智。
阿希从众实验
20世纪50年代初，所罗门·阿希为了研究从众现象，进入了如下的一场实验。
阿希准备多组卡片，每一组卡片由2张图片构成。每组图片的大概情况是：卡片1上有一条长度为20厘米的线条，卡片2有三条线条，长度分别为 20、15、18厘米（数值各异，但是卡片2上最长的线段必定和卡片1上的线条等长）
每次实验有8个被试，其中有7个是教授的助手，也就是托。真正的被试只有1个。
当教授拿着某一组卡片，询问8位被试：“图2中有A、B、C三段线条，哪段和图1中的线条一样长？”
大家依次作答，被试每轮都被安排为最后一个回答者。
由于答案显而易见，前3轮里，7个托和1个被试都轻松地给出正确的答案。
但是到了第4轮的时候，7个托都故意地给出统一的错误答案，例如回答为线条B。
如果这时你是第被试，也就是第8个回答的人，你会怎么答呢？
也许你会说，每个人都会坚定地说是线条A，被试又不傻子！
但是抱歉，实验的结果却是这样的：
约有 75%的人至少有一次跟团体的不正确共识保持了一致，也就是说，被试者否定了自己的轻而易举就可以判断出来的正确选择，选择了从众。
在团体中，几乎没有人可以从头到尾保持完全的独立，从众，是一个每天都在团体里发生的现象。
实验后采访了他们：他们都觉得焦虑、害怕别人的反对而变得因顾虑他人的看法而显得不自然。
多数人解释说他们和组里其他人看到的结果不一样，但是他们觉得别人是正确的。
有些人说他们附和别人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尽管他们知道组里其他人是错误的。
小部分人说他们和其他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旁观者效应实验
1964年，一个居住在中产阶级小区美国的女生，在小区里遭遇了袭击。整过过程持续了35分钟，她一直在求救，大多数邻居都听到了，但是直到事件结束后才有人报警，而警察从警局到案发现场只花了2分钟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没人伸出援手？是因为人心冷漠，人性丑恶吗？不是的。
没人伸出援手的原因是：可以帮助这个女生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以为其他人会帮忙，导致最后无人帮忙。
心理学家达利和拉特内为了研究这种现象进行了如下实验。
由于事件是突然，所以不能让被试事先知道实验的目的，实验的目的伪装成让大学生们互相倾听分享自己内心的疑惑。实验让被试大学生相互隔离在一个小房间里，彼此通过内部通信系统进行交谈，一次只允许一名学生进行发言，其他人都是倾听者。（每次参与倾听的学生数量是有所变化）
试验模拟了一名学生癫痫突然发作，寻求搭救。
对于其他此时正在倾听的被试大学生来说，这就是一场突发事件，而且大家都知道除去自己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也听到了求救声音。（活动最少的一组参加人员只有2人，仅有一个真的被试和一个“癫痫病人”）
实验表明：随着被试认为共同在场人数数量的增加，能够迅速向研究者报告癫痫发作的人数百分比大大减少。
如果在没有其他目击者的情况下，旁观者可能更愿意介入案件的调查中，而一旦有一群人看到，那么每个人都会根据其他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且认为自己的个人帮助对案件起不到帮助。
霍桑效应：关注度改变人的行为
当人们被观看时，人们的反应与其它情况会有所不同。该效应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被发现。在霍桑的工厂，研究人员想要看看是否增加照明会提高生产力，此外他们也尝试降低照明光线。但不管是哪种方式，最终都的确让生产力得到了提升。研究人员意识到，这是因为工人们意识到有人对生产率足够的关注，因此他们就更加努力工作了起来。受试者对于新的实验测试会产生正向反应，即由于环境改变（研究者的出现）而改变行为。所以绩效的提高，并非由实验条件造成，而是自身的反应.
霍桑效应告诉我们：从旁人的角度，善意的谎言和夸奖真的可以造就一个人；从自我的角度，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霍桑效应”启示我们：人在一生中会产生数不清的意愿和情绪，但最终能实现、能满足的却为数不多。对那些未能实现的意愿和未能满足的情绪，切莫压制下去，而要千方百计地让它宣泄出来，这对人的身心和工作效率都非常有利。 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当同学或自己受到公众的关注或注视时，学习和交往的效率就会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与他人友好相处，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同学和老师所接受和赞赏的，我们只有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良好行为，才可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赞赏，也才可能让我们的学习不断进步，充满自信
由于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引起绩效或努力上升的情况在学校教育中极为普遍。有一所国外的学校，在入学的时候会对每个学生进行智力测验，以智力测验的结果将学生分为优秀班和普通班。结果有一次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年之前入学的一批学生的测验结果由于某种失误被颠倒了，也就是说优秀班其实是普通的孩子，而真正聪明的孩子却在普通班。但是这一年的课程成绩却如同往年一样，优秀班明显高于普通班，并未出现异常。原本普通的孩子被当作优等生关注，他们自己也就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额外的关注加上心理暗示使得丑小鸭真的成了白天鹅。
基于霍桑效应的心理暗示还可以治疗抑郁、自卑、紧张等各种心理疾病，霍桑效应在企业管理应用和领导行为上也卓有成效。
心理学家通过对情绪的深入研究发现，情绪宣泄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狂暴行为、倾诉和哭拉。
松下公司的“出气室”属于第一种狂暴行为宣泄，“霍桑实验”中的谈话属于第二种倾诉宣泄，而除此之外，放声痛哭也是极佳的宣泄方式。
艺术实验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感受到了包装的影响
约书亚·贝尔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小提琴手，在这个实验的那一周，他已经卖光了波士顿的交响音乐厅的门票，其平均售价为100美元。那么，如果他将同样的技巧，同样价值350万美元的小提琴在华盛顿的地铁站表演，会有多少人停下来，并给他钱呢？他在地铁站表演了足够长的时间，有1097年人走过他身前，但只有少数的人停下来欣赏他的严重。而最终他得到的收入仅有32.17美元。
棉花糖实验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心理学家米歇尔（Walter Mischel）开展了这项实验，把年龄4到6岁的孩子带到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著棉花糖等零食，并且告诉他们，可以吃零食，但如果他们等了15分钟而没有吃的话，他们就会得到第二份奖励。米歇尔发现有的小孩会用双手遮住自己的眼睛或转过头不看，有的开始踢桌子，有的扯自己的头发，还有的把棉花糖当做绒毛玩偶来玩，当研究人员一离开，就有一些小孩开始吃了。在600多名参与实验的儿童中，有一小部分人立即吃了棉花糖，那些试图拖延时间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一坚持了15分钟，最后得到了第二份棉花糖的奖励。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那些能够控制自己等待第二份奖励的孩子，往往会有更好的成就。
虚假同感偏差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问大学生们，他们是否愿意在校园里散步30分钟，并且带着一个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在乔的餐厅吃饭」。然后，研究人员让学生们猜想有多少人会同意戴上这个广告牌。他们发现那些同意携带这个标志的人相信大多数人也会同意携带这个标志，那些拒绝的人认为大多数人也会拒绝。因此，不管他们是否同意给乔的餐厅做广告，参与者都坚信，大多数人都会做出跟他们同样的选择。这个实验结果表明，这在心理学中就是所谓的「错误的共识效应」。不管我们的信仰、选择或行为如何，我们倾向于相信大多数人跟我们的观点和行为一样。
人们是蹩脚的直觉型心理学家。人们还可能假设和自己有不同看法的人相对于自己来说有更加极端的人格。这是因为，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对自己说，所有思维正常的人当然都和我想的一样。
烟雾缭绕的房间实验
这个实验让人们在一个房间里填写一份问卷，当烟雾从门底下传出来的时候，人们会怎么做？当受试者单独在里面的时候，75%的人几乎立刻报告了烟雾，报告的平均时间是注意到烟雾后两分钟。然而，当受试者和工作人员两个人在里面时，当工作人员告诉他没什么事，只有10%的受试者会离开房间或报告烟雾。10个实验对象中有9个会一直在做问卷调查，同时揉着眼睛，用手剥开烟雾。这个实验说明，我们似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的反应，甚至违背了自己的直觉。不要让别人的消极态度导致你的不作为。不要总是假设别人会帮忙，要做一个果断行动的人！
贝勃定律
当人经历强烈的刺激后，之后施予的刺激对他来说也就变得微不足道。即第一次刺激能缓解第二次的小刺激。
光环效应
对于个人的总体评价(例如，她是否令人喜爱)渐渐成为了狭隘的对于某些特定的特征的评判(例如，她是聪明的)。好莱坞明星完美地证明了光环效应。因为他们总是很有魅力而且令人喜爱，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假设他们同时也是聪明的、友善的、明辨是非的等等。直到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与此相反的证据，我们才幡然醒悟。同样的道理，政治家利用“光环效应”使其成为自己的优势。他们表现得和蔼而友好，却不怎么谈到主旨。人们倾向于相信这些政治家的政策是好的，因为他们看上去是好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罗伯斯山洞实验
21位11岁的小男孩被带到了奥克拉荷马州的Robbers Cave州立公园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他们不知道其实自己是一个实验的被试。在这个旅行之前孩子们被随机分为两组。他们住进了单独的小屋里。而且在第一个星期中，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组人的存在。在游泳和徒步旅行中他们相互熟悉，实验进入了第二阶段。两组人第一次发现了对方，并且不久后组与组之间的冲突迹象以语言上的侮辱这种形式出现了，
两组人之间的冲突被成功激化之后，实验现在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实验者可以让两组人和好吗,首先，他们尝试组织了一些两个组一起参与的活动，例如看一场电影和放鞭炮，不过没有一样管用。实验者然后尝试了一个新的办法。他们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并给了他们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中，孩子们被告知一些破坏者蓄意袭击了他们的供水系统。在两组人成功合力扫除一个龙头旁的障碍后，第一粒和平的种子被播下了。
在第二个问题中，两组人需要一起凑钱去看一场电影。他们选定了一部大家都愿意看的电影。在那天晚上，两个组的成员又一次聚在一起吃饭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们又“意外地”遭遇了更多的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了更高一级的目标:两个组里的孩子们一起合作完成牵涉到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最终，所有的孩子决定坐同一辆大巴回家。他们终于和解了
它说明了不同团体间如何才能得到和解，和平之树如何才能繁茂。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更高一级的、延伸到团体的界线以外的目标的聚焦。
社会认同理论
一旦人们组成了群体，我们就开始做出奇怪的事情:模仿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偏袒自己群体中的成员，寻找一位可以顶礼膜拜，并抗击其他群体的领袖。
社会认同由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基本历程组成。类化指人们将自己编入某一社群；认同是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劣、地位和声誉。透过这三个历程，人们抬高自己的身价和自尊。社会认同理论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摆在核心的位置，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在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社会认同理论首次把人际和群际行为进行了区分，并把认同在个体和群体层次上区分为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两种自我知觉水平。另外，社会认同理论还对人际比较与群际比较、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进行了区分。
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社会认同主要来自于群体成员身份或资格，人们努力追求或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自尊，而且这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主要来自于内群体与相关外群体之间进行的有利比较。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人们就会试图离开他们所属的群体或想办法实现积极的区分。
实验：
一些14、15岁的男孩作为被试者被带进实验室，并且看了Klee和Kandinsky两人画作的幻灯片。他们被告知，实验者会根据他们对于这些画的偏好将他们分为两组。当然，这是一个为了在他们心中产生“我们”和“他们”的概念的谎言。实验者希望这两组孩子对于谁和自己同组，组别意味着什么，或者他们有什么得失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任何概念。在安排完之后，孩子们一个一个被单独带入一间小隔间。然后每人被要求将虚拟货币分发给两个组中的其他成员。他们知道的信息只有那些男孩是属于哪个组的，以及属于那个人的一个代码。为了弄清楚在自己这组和对方的那组之间这些孩子更偏向于哪一方，结果根据孩子们分发虚拟货币的情况来看，被试确实证明了群体成员间典型的行为界限:相对于其他组的成员，他们更偏向于自己组的同伴。那些孩子完全不知道谁“和自己”在同一组中，以及谁在另一组中。但是，关于这项实验最为令人费解的一点在于这些孩子从偏袒自己这组中完全无法得到任何好处——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东西左右他们的决定。
威胁与交流
如何避免失败的讨价还价：不要给别人威胁
一项获奖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揭露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时常有效地和别人讨价还价。这个简单而令人迷惑的实验调查了讨价还价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的作用：威胁和交流。
你所参与的一种情境中含有双方威胁——你们两人都可以威胁到对方。一种情境中有单方威胁——只有一方可以威胁到对方。而在最后一种情境中没有任何威胁。不同情境下利润从多到少的顺序是什么呢？
最后发现，在将双方得分加起来的时候，你所处的有双方威胁的情境赢得了最少的利润，排在第二的是单方威胁情境，而利润最丰厚的是无威胁情境。
合作关系相比竞争关系很可能更加有益。
人们能够交流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去交流——即使交流对他们是有益的。
即使在双方拥有交流方式的情况下，强迫他们交流还是会促进双方得到有利的结果。
在竞争关系中，交流应该以增加合作为目的。其他方法可能只会火上浇油。
威胁是危险的，不仅仅是对他人来说，对自己也同样如此。